黃河是中華文明的發(fā)祥地，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黃河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我們?nèi)褡鍖氋F的精神財富。千百年來，黃河自大山峽谷中奔騰而出，來到一望無際的中原，像一匹脫韁的野馬，縱橫馳騁，形成了“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的寫照，與黃河水患的搏斗，也成為了中原大地上生死存亡的大事。勤勞、善良、勇敢、智慧的華夏兒女在治理黃河的奮斗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以祭祀和治理黃河為主要內(nèi)容的黃河文化，在整個中華文化和黃河文化體系中都占有極其重要的位置。嘉應觀作為“黃河文化之鄉(xiāng)”重要載體，承載了厚重的黃河文化歷史，記載著新中國繼往開來、興利除害的治黃歷程，更傳承著一代又一代優(yōu)秀的黃河文化，是引領我們中華民族復興的不竭精神動力。
黃河是中國第二大河，全長5464千米，流域面積75萬多平方千米。古老而美麗的黃河，是一條雄渾壯闊的自然之河，一條潤澤萬物生靈的生命之河，一條亙古不息奔騰渲泄的文化之河，是中華民族的發(fā)源地，中華文明的發(fā)祥地，炎黃子孫的“母親河”。千百年來，黃河用她豐美甘甜的乳汁哺育了中華民族億萬子孫，用溫暖寬廣的胸懷孕育了世界歷史上最古老燦爛的華夏文化。那永遠奔騰向前的激流，記載了我們自強不息的精神，那滔天濁浪前屹立的中流砥柱，更代表了我們民族不屈的精神。
治黃文化(都是黃河文化里面的內(nèi)容)
中華民族的發(fā)展史，就是一部與水旱災害斗爭的歷史，歷盡滄桑的黃河，也是我們民族的歷史見證。據(jù)歷史記載，在1946年前的2540年間，黃河決口泛濫1593次，河道改道26次，歷史上黃河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沉重的災難。自古以來，黃河的治理就與國家的政治安定和經(jīng)濟盛衰緊密相關。為治理黃河，歷代勞動人民，特別是先賢們不斷探索，提出過各種治黃方略，付諸了許多辛勤努力，留下了璀璨的黃河文化。
中國的治黃史最早可追溯到傳說中的鯀、禹治河，隨后創(chuàng)建了堤防，秦代已統(tǒng)一了下游堤防體系。特別是西漢的賈讓、東漢的王景對治理黃河作出了突出貢獻。可以說從遠古時代的“疏川導滯”到戰(zhàn)國時期的“寬立堤防”，從漢代的“賈讓三策”(漢代人賈讓提出治理黃河的三種策略：上策是人工改道，不與水爭;中策是在黃河狹窄段分流，分水殺怒;下策是在原有的河道上加固堤防)到宋代的“興筑遙堤”，無不閃耀著中華民族智慧的光芒。
明末潘季馴提出的“束水攻沙”、清代靳輔和陳璜提出的“以水攻沙”等治黃方略都取得了一定成效。潘季馴提出的“束水攻沙”治黃方略創(chuàng)造性地把水堤分為遙堤、縷堤、格堤、月堤幾類，因地制宜在黃河兩岸筑壩。為保障漕運暢通(須先保證淮運暢通)，潘季馴又提出了“蓄清刷黃”的觀點(黃河曾多次奪淮河水道，使黃、淮水系連為一體)，即在筑堤防止黃河水南入洪澤湖的同時，加固洪澤湖東岸的高家堰，利用洪澤湖蓄淮河之水，以清刷黃。黃、淮二水匯合后，沖刷力增強，有利于排沙入海。這樣，“海不浚而辟，河不挑而深”。清代的靳輔、陳璜基本繼承了潘季馴的治黃思想，高筑堤壩，約束洪水，以水攻沙，增強了黃河下游的防洪能力。
近代，李儀祉、張含英、恩格思(德國水利專家)等人對黃河治理提出了很多有價值的見解。李儀祉認為，治黃之要務在于防洪和防沙，特別是防沙，沙患不除，河無寧日。主張在上中游廣修水利，植樹造林，建攔洪水庫;在下游整治河槽，淤灘沖槽和開辟減河排洪。其治黃思想為黃河治理開辟了新途徑。
新中國成立后，共產(chǎn)黨領導下的治黃工作進入了新紀元。在偉大領袖毛主席“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的號召下，人民治黃工作確立了“除害興利”的總方針，實施了全面規(guī)劃、統(tǒng)籌安排、標本兼治、除害興利的治河方略， 經(jīng)過半個多世紀的奮斗，黃河上中下游完成了綜合治理開發(fā)，基本形成了“上攔下排，兩岸分滯”蓄泄兼籌的防洪工程體系，建成了龍羊峽、劉家峽、小浪底等干支流防洪水庫和北金堤、東平湖等平原蓄滯洪工程，加高加固了下游兩岸堤防，開展河道整治，逐步完善了非工程防洪措施，并在青海龍羊峽到河南小浪底修建了18座水庫，發(fā)電裝機容量達1700多萬千瓦，在防洪、灌溉、供水中發(fā)揮了巨大作用，防洪能力比過去顯著提高，實現(xiàn)了新中國黃河歲歲安瀾的巨大成就。與此同時，還在黃河上中游黃土高原地區(qū)廣泛開展了水土保持建設，采取生物措施與工程措施相互配合，治坡與治溝并舉的辦法，治理水土流失取得明顯成效。
歷史上受黃河水害最重的下游兩岸大地，如今成了受黃河惠澤最厚的地區(qū)。新中國剛剛成立，就在武陟境內(nèi)興修了黃河中下游第一個引黃灌渠，現(xiàn)在每年有100多億立方米黃河水滋潤著3900多萬畝農(nóng)田，成為我國最大的農(nóng)業(yè)自流灌區(qū)。目前，黃河以占全國2.2%的天然徑流量，滋養(yǎng)著全國12%的人口，灌溉著全國15%的耕地，還為沿岸50多座大中城市供水，并支撐著流域內(nèi)石油、煤炭等工業(yè)。
新中國的治黃史是一部除害興利、造福華夏的歷史，這一時期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無法比擬的。新中國成立以來，黃河大堤已4次整修，土方量相當于15座萬里長城。如今，從被稱為“懸河頭、華北軸”的武陟沿黃河南行，兩岸雄偉的大堤已成黃河一景。
大禹是中華民族治水成功的第一位“圣人”，位列龍祖。
禹王閣——嘉應觀中軸線上最高大的建筑。閣內(nèi)原供奉有3米多高雕刻精美傳神的檀木禹王坐像。雍正在嘉應觀勅建禹王閣，寓意就是禹王治水成功于武陟，希望禹王在武陟嘉應觀統(tǒng)領諸河神，保國安民，讓天下免受洪災。
大禹治水的故事
約4000多年前，我國黃河流域洪水為患，堯命鯀負責領導與組織治水工作。鯀采取“水來土擋”的策略治水，失敗后由其獨子禹主持治水大任。禹接受任務后，首先帶著尺、繩等測量工具到全國的主要山脈、河流進行考察，發(fā)現(xiàn)龍門山口過于狹窄，難以通過汛期洪水;黃河淤積，流水不暢。于是確立了一條與他父親“堵”相反的治水方針，叫作“疏”，就是疏通河道，拓寬峽口，讓洪水能更快地通過。禹采用了“治水須順水性，水性就下，導之入海。高處就鑿通，低處就疏導”的治水思想。根據(jù)輕重緩急，定了一個治理順序，先從首都附近開始，再擴展到其它各地。據(jù)說禹治水到涂山國，即他家所在地，但他三過家門，都因治水忙碌，沒有進家看看。大禹治水13年，耗盡心血與體力，終于完成了名垂青史的治水大業(yè)。
《史記》“覃懷厎績，至于衡漳”?，F(xiàn)在“覃懷致功”學術界有三種解釋，一是大禹治水到覃懷(武陟)時，取得了巨大成功，建立了功勛;二是大禹治水到達覃懷，發(fā)動了決定性、標志性、總結(jié)性的治水戰(zhàn)役，這是一場即將獲得勝利前的“硬仗”，是一塊在所有治水戰(zhàn)役中的“硬骨頭”，禹帶領部族“啃”下了它;三是大禹在覃懷治黃時，領導部族開啟了一個龐大治水工程，即“河道平復疏浚工程”，從覃懷(武陟)起，一直到衡漳。無論哪一種解釋都說明禹王治水，建功在武陟。
因而，雍正在武陟建造嘉應觀，供奉大禹，更具重大意義。
供奉在嘉應觀中大殿正中間的身著黃袍，頭戴皇冠，手持山河圖的神像，是雍正在武陟治河時的欽差、左副都御史牛鈕。相傳是雍正皇帝的皇叔，也是嘉應觀的首任道長。
嘉應觀的首任道長——牛鈕
左副都御史牛鈕是雍正在武陟治河時的欽差大臣，傳說是雍正的皇叔，雍正修建嘉應觀的真正原因，就是為其皇叔牛鈕修建的。
雍正是否有一個叫牛鈕的皇叔?《清史稿》記載：順治八子中，確有牛鈕之人;在《皇子世表》中有“牛鈕，世祖第一子，早卒”語;而在《諸王傳》中，則有“庶妃巴氏生牛鈕――牛鈕、奇授、永斡皆殤，無封”語。這些記載說明，雍正確實有個皇叔叫牛鈕，但這個牛鈕與治河的牛鈕及嘉應觀第一位道長牛鈕是否為同一個人呢?查遍《清史稿》，沒有發(fā)現(xiàn)順治皇子牛鈕與治河的左副都御史牛鈕聯(lián)系在一起的文字，但有人考證，這兩個人其實就是一個人。
治河的欽差牛鈕，在武陟河工中，功列第一，但在《清史稿》中，其他參與治河的朝廷大員均有傳記，唯獨沒有他的傳記?！对ズ又尽放ｂo小傳中開篇即說“牛鈕諳練河工”，只記錄了其在武陟的治河方略及功績，卻無其出身籍貫等內(nèi)容。而這個治河的牛鈕，史料既沒有交代其出身來歷，也沒有交代其去向終年。結(jié)合《清史稿》中對于皇子牛鈕的“早卒”，及嘉應觀第一位道長的傳說，史學者認為，治河的牛鈕就是皇子牛鈕，其為順治與宮女巴氏所生的第一個皇子，在宮廷斗爭中，母子被趕出宮。而皇子出宮，稱“夭折”，成為慣例。
傳說出宮的皇子流落到武陟，在康熙視察武陟時，與康熙相認，但其不愿進宮;在康熙老年時才出來幫助治河，所以一下子就做到左副都御史。雍正即位后，出宮的皇叔已無法恢復身份，也無法再在朝廷安置，就建了嘉應觀，為其最終歸宿處。這就是嘉應觀為何按照皇家的待遇建成故宮模樣，而且還在中大殿彩繪65幅龍鳳圖的原因。
